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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青网2006年度天地之间湖湘軼事 → 咱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轶事,转一篇较长的——《亮兄系列》作者: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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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轶事,转一篇较长的——《亮兄系列》作者: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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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轶事,转一篇较长的——《亮兄系列》作者:余一

(一)

    1965年9月1日,我摘下红领巾,升入了初中。
    中学跟小学就是不一样啊——学校居然知道我会吹笛子——没上几天学,就通知我到国乐室向张老师报到。
    国乐室的张正吟老师年近五十,听说解放前是南京的“四大才子”之一,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在国乐室的竹笛组,我结识了亮兄,因为上学放学同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年我十二岁,亮兄十三。
    国乐室的笛子是公家的,不可以带出学校。亮兄家境不好,买不起三四毛钱一支的笛子。但他舍不得离开国乐室——能进国乐室,接受张老师的指导,在同学当中是一种殊荣呢。
    我问他,“没笛子,你拿什么练啊?”
    亮兄说,“我以前有一支,裂的,声音全吡掉了。”
    一天,亮兄犹豫再三之后,吞吞吐吐地跟我借笛子用一天,尽管有点舍不得,我还是把笛子借给他了。
    第二天早上,窗外传来一阵笛声,我听出那是亮兄吹的,急忙背起书包出了门。老远就看出,亮兄正在吹奏的并不是我那支笛子啊!
    亮兄见我来,停止了吹奏,笑嘻嘻地从后腰拔出一支笛子递给我,“还给你,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我喜道,“新买的?我看看。”接过亮兄的新笛子一看,嘿,哪是买的呦——不过是一根用火钎子戳了八个眼的竹管罢了!
    我怀疑地问,“这破东西能吹么?”
    “怎么不能吹?你刚才不是听到了么?”亮兄有点不悦。
    “哪来的?”我追问。
    “哪来的?我自己做的!”亮兄劈手夺过我的笛子,把两支竹笛并在一起,“你看看,哪点不一样啊?”
    仔细一端模,两支笛子果然相似——同样粗细,同样内径,孔距和每个孔的大小都完全相同,试着吹一吹,跟买来的笛子毫无二致!只是外貌不大一样——亮兄做的那支没有上过桐油,外壁上还留有火烫的痕迹。
    “谁帮你做的?”我惊讶了。
    “我自己做的。”亮兄得意地吹道。
    “你吹牛!”我斥道,“这么硬的竹子,铅笔刀根本挖不动的!”
    “真的,”亮兄小心地从铅笔盒里取出一把细长的刻刀说,“这是我叔叔专门买给我的,比笛子贵多了。我叔叔说,既然喜欢吹笛子,找根竹筒,自己挖几个窟窿,不就是笛子么?我一想也对,就照着你这支笛子的尺寸做了一支——先拿烧红了的火钎烫出洞来,再拿刻刀慢慢的修,搞吡了三根竹管才做成了一支,一试,还真不错。”
    于是,我和亮兄都有了自己的笛子。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俩都是边走边练笛子;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立即到操场“抢占”一副双杠,如今想起来搞笑得很——我俩喜欢拿腿弯勾住一条铁杠子,倒挂着吹笛子——活像一对唱歌的蝙蝠!
    南京定淮门城墙下,长着不少芦苇。我和亮兄买不起笛膜,全靠自己去采。采笛膜是个细活儿,刀功、手功、吹功……缺一不可,我敢吹这个牛,我和亮兄自采的笛膜比文具乐器店卖的还好。
    可惜好景不长,初一还没读完,“红色恐怖”便笼罩了中国大地……

(二)

    可怕的文革来了,倒挂在双杠上吹竹笛的悠然没有了,定淮门城墙下削芦苇采笛膜的欢乐不复再来。
    学校不上课了,同学们纷纷套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参加革命。
    我和亮兄成分不好,当不上光荣的红卫兵战士,想革命都革不上。
    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门口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大字报大标语,我受不了,卷起铺盖逃出家门,独自住进了空荡荡的教室。反正不上课,课桌没用了,拉几张拼成床,白天看别人的白眼,晚上忍风雪的侵袭……
    就这样的苦日子也受不了多久,学校里,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赖以生存的教室被新成立的“战斗兵团”占领,我连立锥之地都没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无处可逃!于是,一个十三岁的苦难少年,去向一个十四岁的苦难少年倾诉!
    找到亮兄,他竟然对我的倾诉无动于衷!他专心地用力地拿他心爱的刻刀削刮一个小竹片,只说了一句,“住到我家去吧。”
    亮兄削的是一片小小的双叶螺旋桨,很快,那螺旋桨就削好了。亮兄麻利地将它装配起来——一根筷子,一个线轴,一条棉线,拧紧了使劲一拽,螺旋桨便盘旋着呼啸着飞上了天空……
    这样的小螺旋桨,亮兄削了许多,也不知道他削这么多有什么用场。

    小小的螺旋桨在空中盘旋,发出令人心碎的哭泣……
    小小的螺旋桨让我联想,我要走!我想飞!
    做梦都盼望着,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啊……

    第一次来到亮兄的家,我立即想跑!他家门前也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我逃出家门不就是为逃避这些令人窒息的臭纸么!
    亮兄和奶奶同住,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如今奶奶竟成了阶级敌人,
    亮兄却很坦然,毫不在意地领我进家。我突然注意到,他家门口贴着一张“认罪书”——我家门前也有,却不一样——我熟悉亮兄工整的笔迹,奶奶的认罪书竟是亮兄替她写的!
    亮兄家为什么没有父母?为什么只有他们祖孙二人?我没有问他——“狗崽子”自有狗崽子的规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刻骨之痛,既然我不愿任何人问我,我怎能开口问他(四十一年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没问过他)……

    学校有个“红卫兵12.26革命战斗兵团”,领头的红卫兵贝哥高我们两届,也是国乐室竹笛组的成员。贝哥主动邀请我加入他的“兵团”,而且专门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设立了一个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叫做“红卫战斗队”。管他什么外围不外围,我总算有了个立脚之处了。
    我和另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小陵佩上了“红卫战斗队”的红袖章,我们的任务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和刻印钢板蜡纸。贝哥分给我俩一间大办公室(原学校的教导处),我们就住在里面,屋里堆满了成捆的大白纸,成把的毛笔和成桶的墨汁。我们从早到晚抄写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什么“最新指示”啦,什么“全国造反形势”啦,什么“某地揪出新黑帮”啦等等……如此练习毛笔字的好机会,我当然不能忘了朋友,我立即动员亮兄加入我们,名为“锷未残”战斗队。
    三个“狗崽子”少年,尽情地挥洒着用不尽的笔墨纸张和铁笔蜡纸,今天练隶书,明天写魏碑,后天玩仿宋……互相比对,暗暗叫劲,一个不服一个。

    张正吟老师解放前有“金陵四大才子”(老二)的美誉,不知为何变成了“南京四大花花公子”!红卫兵冲进张老师的家中查抄,果然翻出几张裸体的女人图片——这个“老流氓”、“老不正经”!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大会,竟把张老师批糊涂了,老人家竟然真的认为自己是“老流氓”,他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一头扎进了长江的急流!

    张老师是著名的画家,画家收藏人体作品,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惜红卫兵根本不懂!

    张正吟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被押回学校继续批判!
    贝哥在各个红卫兵组织里威望颇高,抢着接下了 “案子”,亲自将张正吟押进了“12.26兵团”,交给我们“锷未残”战斗队看管。
    贝哥板着脸叮嘱我们,“任何人来借‘老头’出去批斗,必须得到我的许可。谁敢抢人,就拿棍子招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根从体育教研室拿来的体操棒。
    “锷未残”三个人连同贝哥都是国乐室竹笛组的成员,都是张老师的弟子。从那天起,直到文革结束,张正吟老师再没上过批判台,没受一点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参加“刘正春个人古琴演奏会”,巧遇张正吟老师,忆及当年,老先生唏嘘不已,想不到的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竟然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相貌,甚至优点缺点!老人家得知亮兄是南京汽车修配厂的技术骨干,连声感叹,“可惜可惜,他那双手细长而灵活,做粗活真糟蹋了!”

    张老师跟我们住在一间屋里,让我们尝到了无数的甜头,受益匪浅。我们抄写大字报的时候,张老师时常指点我们写书法的要领,告诫我们“书法再好,千万不要让人不认识。”张老师的书法从来见不到一个草字,永远工工整整,一笔一划,认认真真。于是亮兄、小陵和我都没练草书,写出来的字全都是端端正正,决不潦草。

    武斗开始了,我们年纪小不会打架,继续从早到晚练习书法,直至1968年分别下乡插队。我们三人的书法都大有进步,至少可以在农村靠“卖字”混口饭吃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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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22 1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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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68年夏,我家出了一件事——我打了我弟弟一拳!

    真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母亲被定为“叛徒”,造反派却找不到证据,拖延下来。
    偏偏有一天,母亲参加红卫兵组织的重要的广场会议,无意中将一张报纸垫在了屁股下面——当时的报纸上到处都印着领袖的图像,造反派立即抓捕了我的母亲,以侮辱领袖的罪名大批一顿,打得我母亲口吐鲜血倒下!
    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瞪着血红的眼睛请求母亲学校的造反派头头——我要送母亲到医院去看看……
    母亲被打坏了肺,还断了两条肋骨,躺在床上无法动一动!
    靠我们最近的“虹桥卫生所”给母亲开了几剂中药,其中有一味“黑枣”。
    弟弟年纪小,长年吃不饱。见了枣子忍不住拈了一颗。刚刚放进嘴里,却被我当场发现了!我大怒,狠狠一拳打去……
    我家四个兄弟,手足之情,相亲相爱,从未红过一次脸啊!
    我后悔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亮兄心细,他来找我,问,“你家的衣服破了,要是没了缝纫机,你能补么?”
    我争强好胜地说,“怎么不能?”
    (注:当年我家有“家务分工”,我负责缝补所有人的衣服。经过母亲的指点,我的机缝、手工缝纫能力都还尚可,亮兄知道此事。)
    亮兄转向我母亲,小心地询问,“我陪‘老一’(假名,当时不可能如此称呼)把缝纫机抬到‘拍卖行’去吧?”
    母亲躺在病榻上,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换点好吃的东西回来,拿给弟弟吃一点……”(拍卖行,相当于过去的当铺)
    母亲心疼我的弟弟,他在最饥饿的时候挨了哥哥狠狠的一拳!
    我家的缝纫机是一台很好的机器,很重;我家离山西路拍卖行的路途很远,我和亮兄抬了好几个钟头才到达那里……

    真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1968年10月,哥哥的学校号召知青支援内蒙。哥哥跟我一样,早想远离这个可怕的南京了!他立即报名,立即得到批准,成了插队内蒙的首批知青。
    我也想走,学校却没有支边的名额!
    10月21日,我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展开无力的翅膀,飞向一个没有歧视的自由自在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

    哥哥远走高飞了,我很伤心。
    晚上,我爬上高高的屋顶,任凭寒风吹来,坐在屋脊上呆望着月亮……
    只有亮兄和小陵知道我在哪儿,他们悄悄地上了房,默默地在我身边坐下。
    我说,“我想插队去。”
    小陵说,“我也想走。”
    我俩都期待着等亮兄表态。
    “我也想走,但是……”亮兄沉默了片刻说,“我奶奶怎么办?”
    亮兄从衣袋里摸出三支竹片削成的螺旋桨,插在自制的“发射器”上用力拧紧,使劲一拉!再装一支,再一拉!再装一支,再一拉……
    三片小小的螺旋桨,呜咽着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它们将落在哪儿?

    1968年12月24日,在伟大领袖挥手之前,我落在了泗洪县管镇公社!随后不久,小陵落在了东辛农场……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我因为没钱回南京,留在乡下过年,竟因此被选为知青积极分子上县参加“泗洪县知青积代会”(请参见拙作《第一个春节》)。
会场设在县人武部会堂。
    会场上,我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一顶十分眼熟的“三块瓦”的破棉帽!
那棉帽我太熟悉了!那不是亮兄戴了好几年的破帽子么?绝不会错的!
    亮兄不是要留在南京陪伴奶奶的么?怎么他也来到了泗洪……
    千真万确,果真是他!亮兄,你怎么也“下来”了!
    一声惊呼之后,我俩像久别的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亮兄抗不住“上山下乡”的汹涌大潮,挥泪告别了年迈的奶奶,落在了泗洪县的青阳镇……


(四)

    那次全国性的插队大潮起于秋后,高潮于冬季。可见决策者绝对是个精通农业的大行家——农民们刚刚收获完毕,城里便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一拥而上,白吃不干活——秋收之后便是农闲季节,知青们一时还感觉不到当农民有多辛苦,得到了好几个月的缓冲适应期。高啊,实在是高!

    “经济实力”四个字真的威力十分强大,它影响了一大批知青的命运——我父亲被打倒,母亲却最终被判“不是叛徒”——谓之“解放”或称“平反”。一下子补发了好几年被扣的工资(从文革开始,母亲的工资便以我们全家的人口计算——每人每月8元基本生活费),我在插队之后,母亲每月都可以寄些钱贴补我的生活。
    亮兄则完全不同,他家太穷了,亮兄得不到任何经济补贴,完全靠自己,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虽然生产队预支了口粮,虽然农闲没活儿干,亮兄却没闲着,他背起了拾粪篓子,成天为队里拾粪积肥。
    亮兄插队的青阳镇红旗大队紧靠着县城,来来往往“打尖”的知青不断;亮兄生性随和,人虽穷,却绝不吝啬。按照他的话说,“能来我这儿打尖,那是看得起我,反正我有两碗吃的,就有你一碗;要是没有了就出去借,借不到就大家一起‘扛皮’(扛皮,饿肚子的意思)。”
    这话我最能理解,文革期间大讲“唯成分论”,没多少人愿意跟我们这些“狗崽子”来往,我们又何尝不想多交几个朋友?如今插队了,人们“唯成分论”的意识逐渐淡漠了,许多人拿我们“当人看”了!因此,不管什么人,只要你瞧得起我,我便会拿你当朋友。
    但是,来“打尖”的朋友实在太多了,所有来做客的知青都认为自己去的次数不多,可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后天王五,天天不断,谁上县里办事都来打个尖,生产队预支给亮兄的那点粮食哪里招呼得过来!真不知道亮兄的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我跟亮兄谈起,他笑笑说,“挺一挺也就过来了。其实我得了不少好处呢——朋友当中有不少能干人,各人有个人的本事,来往的朋友多了,他们的本事全变成我的了,划得来喔。”
    要说本事,亮兄有一项最高明,那就是学本事的本事——无论跟谁在一起做事甚至闲聊,亮兄都能把别人的长处学到手,举一反三之后,变成自己的了。

    梅花公社有个知青叫阿仁,插队前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提琴手。有一次阿仁把小提琴带到了亮兄的住处,亮兄从来没摸过如此贵重的西洋乐器,好奇地拿起来,把每根琴弦拨了几拨。阿仁再也没有想到,亮兄拿起弓来,居然当场拉出了一曲“花儿与少年”!虽说弓法完全不正宗,指法却娴熟得很!
    简直邪了门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献丑了献丑了,”亮兄谦虚了一下,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其实简单得很,我刚才拨弦,听出小提琴四根弦之间的关系是‘1’‘5’‘2’‘6’,这不是跟二胡一模一样么?我只拉两根弦,等于是拿小提琴当二胡拉呗。”
    好你个亮兄,聪明!
    阿仁也穷,他打算学做木匠(只须做半年木匠活,那双手必然会被那些锯子刨子斧子弄变形!),反正今后不再拉琴了,就把小提琴送给了亮兄。
    “可惜五线纸用完了,”阿仁遗憾道,“县里没卖的。”
    “不就是五线纸么?”亮兄笑道,“镇上有油印机,跟小李打个招呼,找半张蜡纸,我自己刻自己印,要多少有多少。”

    于是,每当拾粪归来,亮兄屋里便响起了琴声。

阿仁背着木匠家什独自闯世界去了,家中的老爸老妈却没了劳动力——阿仁全家下放在梅花公社,那是个连乌鸦都不肯下蛋的穷地方。阿仁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无力做强劳力的农活。亮兄重朋友重交情,把阿仁的父母当作自己的亲人时常关照他们。
    余一只要上县,自然住在亮兄那里。空着手去他不嫌我穷,背去一棵大白菜他也不嫌多。
    一次,亮兄执意要我陪他到阿仁家,阿仁家所在的梅花公社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我们沿着公路朝他家走去,看见同方向行驶的拖拉机,便紧追几步攀上去,发现方向不对了再跳下来。
    没费多大力气,我们便来到了梅花公社。
    梅花公社的条件比我们公社和青阳镇差得太多!连饮用水都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的生活需求。
    阿仁出去做活了。他家穷得叮当响,几乎没有任何像点样的东西。我和亮兄二话没说,向邻居借了两付水桶,三里路之外的黄水塘来回跑了两趟,把他家的水缸弄满,加明矾搅拌了(不加明矾沉淀,那水根本就不能入口!)。
    那天亮兄执意要我去,原来是阿仁的大妹妹出嫁了。阿仁的大妹妹叫阿琴,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家里养不起了,不如嫁出去。阿琴的婆家是南京郊区江宁县的一个裁缝,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至少江宁那地方就比泗洪要强得多(后来勤劳致富,小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
    是夜,我和亮兄挤在阿仁家灶门前的草堆里。
    我问,“亮兄,你是不是恋爱了?”
    “恋什么爱啊?”亮兄苦笑着说,“我只有资格爱我的肚子,肚子不饱,哪来什么爱呀!”
    但是我确信,亮兄一定是恋爱了。

    下一次到青阳镇看亮兄,是当年的冬季,接近了春节。
    亮兄靠着他的才能,已经挣了点经济收入,自然也就有了些“社会地位”。
    见到我来,亮兄高兴异常,打了一斤白酒,约定不醉不睡!
    两人一席,畅饮快乐!
    漫天飞雪,门外所有的树枝都盖满了雪白。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亮兄信口而吟,有感而发,“春风、梨花,说的全是春天的风景,描述的却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景色啊!”
    “老一,你来描述一下,”突然,他给我出了一题,“初恋的少男少女,心情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不假思索,随口吟出:

               为什么对我微笑?
               笑得我神魂颠倒。
               我要写诗赞美你啊,
               却不知写什么才好……

               乌黑的长发?
               苗条的身腰?
               清澈的双眼?
               如花的容貌?
               不,这些话都嫌枯燥——
               笨拙的笔哪能写出你心灵的美好!

               幸福的泪花?
               钟情的微笑?
               甜蜜的亲吻?
               热烈的拥抱?
               不,我写不了——
               丰满的胸脯怎么关得住爱情的火苗……

    亮兄击节称好,大赞,“老一,你肯定恋爱了,不然写不出这么美的诗来!”
    “哪是我写的啊!”我如实相告,“这是车岗公社一个书呆子知青的情诗(注:当年泗洪县车岗公社有一位知青,热烈地爱上了一位贫下中农的女儿,写下此诗,结下了一段美好的姻缘。余一觉得确是好诗,通篇背诵之,至今未忘),我觉得好,一不小心就背下来了。”
    “真的?的确不错,”亮兄兴奋了,一口喝下了一大杯酒,“我有一段诗,还要精彩的呢!”他放下筷子,认真地朗诵起来:

               千百根小辫像春天的柳条,
               凸起的胸脯像牡丹的花苞,
               每当少女第一次发现自己成熟,
               总不知道是该哭啊,还是该笑……

    “好诗!”我不禁大赞!
    亮兄爱诗,更爱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叙事诗,他抄录并背诵了许多好诗。刚才那段诗是流传于民间的长篇叙事诗《波箩达瓦》,亮兄喜欢,全篇抄录下来,写满了一个笔记本,至今还在他家中由老妻珍藏着。

    “好!亮兄的诗简直跟亮兄的爱情融为一体了啊!”我由衷地问道,“亮兄,你真的该是恋爱了吧?”
    亮兄跟余一无话不谈,他坦言相告,他喜欢上了阿仁的妹妹。
    我一时没悟过来,惊讶地问,“她不是刚刚出嫁走了么?”
    “不是她!”亮兄急着解释说,“是小妹妹阿云。”
    怎么!小妹妹阿云?就是那个去年还拖着鼻涕的最小的那个妹妹?
    小妹妹阿云长大了,农村的艰辛早已让她承担了全家的许多家务,早就是大人了……
    后来,我称阿云叫做“嫂子”。从那天起,拖鼻涕的小妹妹的印象一扫而空,她是我所敬重的嫂子,我的老妻和孩子也都敬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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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此帖曾经发过,如今重新整理重发。

    知青下乡,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干。却有一样活儿,很少听说有人愿干的,那活儿便是拾粪。
    拾粪算不上是专门的农活儿,出工收工时顺便背一只粪篓,哪儿有屎往哪儿跑,右手拿小锛一兜一甩,粪便准确地落在了粪篓里,扬起一股不大不小的臭气,若是那粪便新鲜,说不定还会甩出一串黄灿灿的水珠珠……贫下中农当中,肯干这活儿的人也不多呢。
    拾粪的收入并不高,一天拾下来最多不过两三个工分,可因为是出工收工顺带着做,每天比别人多拿两三分,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也就多了不少。
    有一位知青,插队的第一年就背起了粪篓,他就是亮兄。

    亮兄是我初中时隔壁班上的同学——他是一班的美术课代表兼音乐课代表,我是二班的语文课代表兼英语课代表。因为都是“国乐室”的小笛手,上学放学又有一大段同路,我们经常来往。
    初一没上完,“文革”就开始了,我俩家庭出身不好,当不上红卫兵,又没人愿意跟我们玩,于是便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老话,成了好朋友。
    1968年12月,我因为受不了贴满了家门的大字报大标语,“毅然”抛弃了熟悉的南京城,忍痛告别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朋友,远远逃离了“反动家庭”,展开无力的双翅,到广阔天地“自由翱翔”起来。没多久,亮兄也下来了,他插队的地方离我有一百多里。因为成分不好,不便和“红五类”们组成新的“革命家庭”,于是一个人一家。

    在农村没过几年,我便不那么“安分守己”了,经常不远数里数十里甚至上百里,前往知青朋友们的住处串门。亮兄是我的老朋友了,只要我口袋里有了够用的路费(一个单趟一块一,缺一点也不要紧,知青都擅长“爬拖拉机”的),首选目标自然是去找亮兄聚聚,陪着他满世界找粪。反正成分不好天生就是最底层,哪还在乎拾粪丢不丢面子?
    亮兄有个怪毛病,不管拾粪多脏多臭多丢面子,他丢下粪篓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拉琴——他有一把很旧的小提琴,琴技却好不到哪儿去,至多会拉几支“语录歌”,至少我没看见他左腮帮下面长过“老黑皮”——专业的小提琴手都有铜板那么大的一块。

    这年我又去找亮兄“小聚”,老远的没听见琴声,估猜他没在家,准又是拾粪去了。亮兄经常到哪儿拾粪我熟悉——绕过村子有块洼地,既隐蔽又离大路不远,是人们“方便”的最佳去处。
    却不料刚刚拐出村东头山墙,便听见亮兄的叫声,“是老一吧,什么时候到的?来,帮我和泥!”
    (不好意思,余一本姓金,同学把“金”字下面的一横移开,拆成“余一”两个字,此后不少人都叫我“老一”——尽管当时我还没老。)
    亮兄跨骑在村子最东头一家的屋顶上,满手黄泥巴,正在摆弄烟囱。
    知青串门从来就是如此——没有寒喧和客套,遇见好吃的坐下便吃,遇见干活掳起袖子就上——我立马加入,帮他和泥——管他是谁家的活儿,亮兄的活儿就是我的活儿。
    三搞两搞便搞定了,亮兄洗去手上的泥污,抓一小把麦秸点燃,塞进灶膛,眯着眼睛仔细观察了一番,满意地拍拍手,告诉东家:“管了,我砌的这个烟囱,起码要省下你大半年的烧锅草。”
    东家将信将疑地说,“烧一锅饭试试?”
    “当场就试,我们打个赌?”亮兄一拍胸脯,“要是不省草的话,我立马上屋顶,把烟囱吃掉!”
    “管呐,”东家也一拍胸脯,“要是真的省草,我立马打二斤酒,请客!”
    实验结果,东家十分满意!二斤白芋干酒上了桌,竟然还有一大碗炒鸡蛋,我和亮兄美美地过足了酒瘾!

    晚上,我问亮兄,“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么一招啊?”
    亮兄笑嘻嘻地反问我,“你还记得吴老师么?”
    “谁?哪个吴老师?”
    “就是我们学校教自然课的吴老师啊,他教我的。”
    我想起来了,我和亮兄都是65年读的初一,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教我们自然课(当时没有物理课)的老师姓吴,好像是位马来西亚的华侨。
    “吴老师哪天教过你砌烟囱啊?”我奇怪了。
    “你不记得了?吴老师带我们做过一次燃烧的试验——我们两个班一起做的。”
    嘿!是啊,那次试验我还记得——两支同样的腊烛,一支直冒黑烟,一会儿就灭了;另一只燃烧充分,一直烧到试验结束还剩半支……
    好个亮兄,聪明!他居然联想到了农民的灶,改变了旧灶的烟囱,让烧锅草能够充分燃烧,自然省草!
    顺便说明,亮兄插队的地方远离淮河和洪泽湖,不像我们那样有割不尽的大苇子;那地方还不植树,所有的燃料都是小麦和玉米的茎干,属于燃料极为贫乏的地区。亮兄的“发明”,简直解决了当地的一大公众难题,本队的邻队的社员都来请他“改灶”——几乎跑破了他的门槛!社员们戏称亮兄为“灶王爷”!
    “灶王爷”给社员“改灶”分文不取,社员过意不去,纷纷拿省下的大半年的燃料钱打酒请客;我这来串门的朋友也没闲着,给“灶王爷”打下手和泥巴,自然也在被请之列,连续好几天,吃香的喝辣的,真叫个爽啊!

以前的回帖:

Re:亮兄 (44字) wangph  2005-6-7 9:09:11
知青偶尔串联是事常听说,可像余兄这样经常的串挺新鲜的,我们就是逢街子在县城聚聚,拜读了!
一生知足,平凡度日

Re:Re:亮兄 (19字) 蓦然回首  2005-6-7 11:15:30
好文章。喜欢读。。。非常感谢。
蓦然回首

Re:亮兄 (25字) 沈阳老青年  2005-6-7 12:04:04
扎扎实实地干事,认认真真地做活,这就是知青的本色。
在探索中思考

(六)

回到生产队不久,收到亮兄的信。信上说,他所在的生产队和附近所有的农家,已经全部“改灶”过了,而且“清一色”是他亲自出手,无一例外!为什么?别人学着样子做,无一成功——不是“倒烟”呛跑了烧锅的,就是拔火过头烟囱直接出火(农村的屋顶全是麦秸铺成,烟囱出火那还了得!)。最后还是要来请“灶王爷”出马,出了怪了,他三捣腾两捣腾就捣腾成了,既好烧又省草!
    我的第一个想法却是——“百家饭”吃完了,亮兄又该背起粪篓拾粪去了。

    再次探访亮兄,大约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还在捣腾那节约燃料的“刮当子”!不过今非昔比,不用再两手烂泥了——亮兄操起了铁锤,“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白铁皮——他竟然学会了自制煤油炉的一手“绝活儿”!
    我奇怪地问他,“成天操铁锤,手磨成这样,还怎么拉琴啊?”
    “早就不拉了,”亮兄笑笑反问,“琴拉得再好,能拉饱肚子么?”
    我看看自己的手,还不是结满了又硬又厚的老茧!
    原来,亮兄曾经帮社办农机修理厂的一位老师傅家搞过省草灶,此后便到修理厂去帮工了一阵子。修理厂虽小,各种机床却还齐全,亮兄在短短两三个月里,不但迅速掌握了车、钳、铣、刨、钻、焊等所有技能,而且样样都精。
可惜亮兄成分不好,永远拿“学徒”工资,技术再高也“转正”不进去!他只得回到村里,打算重操旧业,继续干农活兼拾粪。
    一次偶然的机会,亮兄在朋友家的墙旮旯看到了一只煤油炉,那炉子是从百货公司买的,用了才一个月内圈就烧穿了,亮兄说扔了怪可惜的,朋友想都没想就送给他了。
    亮兄带着破煤油炉回到家,一琢磨,确定问题出在两个内圈上,还是燃烧充分不充分的问题,于是找了块白铁皮,一锤一锤地砸出网眼,重做了两个内圈,换上去一试——好烧得很!亮兄把那只煤油炉还给了朋友,于是不久,亮兄继续门庭若市,找他做炉子的人几乎跑破了门槛——比当年砌烟囱还要忙!亮兄的绰号依然还是“灶王爷”!

    亮兄做的煤油炉貌不出众,全部原料就是一张白铁皮。储油罐和托架都是手工敲成,特别是两个内圈上所有的网眼都是他一锤锤砸出来的。
    亮兄做的煤油炉实用,非常好使,火头极旺而且十分省油。更绝的是它能烧柴油,烧20号柴油都不冒黑烟(一般的煤油炉,能烧0号柴油就算是不错的了)!
    当时县里的百货商店有搪瓷外壳的煤油炉卖,(煤油炉在当时属于“高档奢侈品”,价格14元左右),那些煤油炉好看,质量却不行,寿命不长——用不多久两个内圈就被黑焦油烂坏了——那是烧柴油烧的——煤油不起黑烟,内圈不容易烂。
    亮兄敲的炉子却好使得很——烧20号柴油都不起黑烟,内圈永远铮亮不烂,寿命抵得上公家的煤油炉三个都不止!

    请亮兄做煤油炉的人纷纷慕名而来,多数是富人或是有“路子”的人——不是富人便烧不起煤油,不是有“路子”的人便搞不到柴油;没钱没路子的贫下中农则继续使用亮兄当年砌的“省草灶”——三年下来,当年用黄泥巴抹的烟囱竟然一座不曾损坏,全部使用如初,继续省草!
    对所有来做炉子的人(知青除外),亮兄都毫不客气地按照百货商店的价格收费,多数人不图外观图个质量图个省油,欣然同意。
    于是亮兄渐渐积攒了一点钱,有力量有时间到我所在的知青点(距离他一百多里路)来“旅游”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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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亮兄积攒了一点钱,不远百里来找我串门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季了。
    亮兄背来两个巨大的挎包。打开一看,一包装的全是瓶瓶罐罐盘盘,另一个挎包里竟然是一只照相机和一些没见过的零散物件。
    我知道亮兄什么都喜欢捣腾,却从来不知道他喜欢照相——那可是砸钱的爱好啊!
    “哪儿借来的照相机啊?”
    “昨天刚买的,红梅120,12张16张都能拍,138块。”亮兄小心地擦拭着一尘不染的机子,得意地说。
    “138块?你发财了?”我惊呼,“哪来这么多人找你敲煤油炉啊?”
    “敲炉子哪能挣到钱?从早敲到晚,一大半都是白送!”亮兄气道。
    这话我信,亮兄有亮兄的苦衷——下乡几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替朋友敲煤油炉,能收费么?他攒下的积蓄,绝对超不过五十!138块,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是芬姐借给我的。”亮兄解释道。
    芬姐是我们同校的学长,66届初中,本来是我们大队的女知青,后来读大学毕了业,“社来社去”分配在县中学当教师,是我们的“铁姐们”,找她借钱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问题在于,芬姐刚刚工作半年,一下子就借出如此一笔巨款,亮兄还得起么?照相可是一门只花钱不挣钱的“公子爱好”啊!
    “谁说只花钱不挣钱?你陪我走三天,我挣给你看!”
    “三天就三天,你想上哪儿去挣?”
    “小学、中学都行。快放忙假(忙假,即暑假)了,毕业的学生谁不想拍一张?”
    好你个亮兄!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挣钱的思路——每个学校至少有两个毕业班,每个班少说有四十几个同学,所有学生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谁不留恋学校的日子!
    一张照片一毛钱,一张照片就是一份纪念,可以送给老师,可以送给同学和亲友。亮兄的策略是拿到照片才收钱,人家绝不会产生“骗子来了”的猜想!
    到学校跟校长一说,校长大喜,立即把两班六年级的学生集中起来,宣告“摄影队”上门服务了!
    于是亮兄拍,我做记录:第一卷的第一张,六一班XXX和XXX,各印八张;第三卷的第五张,六二班XXX和XX各印十二张;第六张,重拍的,前一张眨眼了……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排着队,两人合拍一张底片(120的胶卷拍16张,每张一裁为二,可以解决32张单人照),学生们早已自觉地组成了对子,兴致勃勃地勾着脖子看新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来没照过相的“菜鸟”呢。
    印多少张?由学生根据需要和承受能力自定,一般都是印四张,有人多些,最多的一位同学竟然要印20张!
    亮兄不停地揿动快门,“七吃咔嚓”,迅速搞定!当天就拍了两个学校,一共是五个六年级班。
    当晚,我带亮兄到公社医院(下面的大队还没通电)的一位朋友家里,把厨房的窗子一堵,厨房门反锁起来——暗房便有了。
    亮兄取出瓶瓶罐罐盘盘,开始配制显影定影之类的药水,我帮不上忙,知道今晚必定要干通宵,便抓紧时间先眯一会儿……
    我俩冲、印、编号晾干、切边,果然一直忙到天亮。两个学校五个班所有的毕业生,每人都有了数量不等的标准照,竟然没一张拍坏的。
    第二天,我们到了学校,我负责分发照片,亮兄收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多同学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照片,极兴奋,钱收得出奇的顺利。即将发完的时候,校长突然提出要求,给毕业班的同学每班来一张合影行不行?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绝,亮兄却一口答应下来——四寸的,每人一张!
    搬凳子,排位子,谁的脸被遮住了该调整一下……折腾了整整半天,集体照算是拍好了——如此磨磨蹭蹭的,多耽误时间啊!
    谁知第二个学校也同样如此!又耗去一个下午,好好一天算是全耽误了!
晚上,我责怪亮兄:“整整一天才拍了五张,每张还重拍了两三次!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胶卷,你哪天才能把芬姐的钱还掉!”
    “数数看,”亮兄笑盈盈地将收钱的挎包兜底倒下,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一毛的散碎的小币小票撒满了小凉床。
    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哇呀!一百四十多块——头天的收入就足够还债了!
    “你算算,昨天一天一夜就是一百四十块钱朝上——全是一寸的人头照。今晚虽然只有五张,可五个毕业班加上校长和老师将近250个人头,一个人头一张就是250张四寸的大照片,我才消耗了一个胶卷啊!”
    我一算,四寸的照片五毛钱一张,250张就是125块啊!划得来也!
    可是,放四寸的照片需要放大机呢,我们哪有啊!
    “我怎么会不带放大机呢?”亮兄洋洋得意地打开挎包,倒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大小零碎,手脚麻利地组装起来,“你有多大的放大纸,我就能放出多大的照片。”
    放大机我见过,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啊?
    “只要知道了原理,做成什么样子都行,”亮兄笑道,“我做的这台‘土造子’放大机,照相馆老陈出九十块钱想买走,我还不干呢——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用,溜(音“六”,去声,爽快的意思)!”
    说是“土造子”,其实一点都不土——升降杆是亮兄亲手车的,铮亮;尺寸格是亮兄亲手画的,笔直;底架是可以卸掉的,难怪他说“有多大的放大纸就能放多大的照片”。
    将近250张四寸照片,凌晨两点钟就全出来了;校长和老师优待——六寸还不要钱。
    临时用铁丝拉成的晾晒架上全夹满了,我们美美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那次的“照相生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我们的口袋里第一次装了很多很多的钱……

本网站更新之前的回帖:

你有多大的放大纸,我就能放出多大的照片。 (327字) moweng   2005-6-9 17:54:18
文革时期,有段时间我们迷上了摄影,天天早上到杭州图片社排队买处理的减速胶卷,晚上到朋友家的卫生间冲洗。一天,朋友的老同学来看他,这位同学没见过放大照片,问我们可以放多大,我们就用这句话回答。他比划了一张报纸大小问,可以放这么大吗?我们问为什么放这么大,他指着毛主席像说,他的能挂,我的就不能挂?
等他走掉,朋友的妈妈就告诫我们,以后别与这种人做伴,要害自己害家庭的。果不其然,过了段时间,听说这人畏罪自杀了。
因为是朋友的同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父母都是菜场的,没什么文化,家庭成分城市贫民,比我们好多了,因此胆大,什么话都敢说。也就因为乱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忍不住强劳的折磨,跳河自杀的--他是个游泳高手,怕一时死不掉,是抱了一块大石头跳的河。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胆子大,眼光高。 (42字) 金马鹿   2005-6-10 10:28:51
不像我,那时经常帮别人照相、洗相、修收音机,都是倒贴相纸药水和零件,一分钱都不敢收。

(八)

                                  亮兄的三大难题

    亮兄勤快、能干、厚道、随和、人缘好,无论是贫下中农还是知青,遇见难办的事情都来找他想办法,亮兄也还真行,一些麻烦事情到了他的手里竟不麻烦了,解决的办法往往简单得出奇,让人直懊恼——早知道如此简单,问他干嘛?

    亮兄从农村调回城里的时候,南京已经没什么亲人了。他被分配在某汽车修理厂当车工。
    车工的技术亮兄早已“透精”,何况大城市大工厂的床子比社办厂强了太多,亮兄轻轻松松地获得“从不出次品”的美誉,又轻轻松松地利用工余时间搞些小改革。
    不久,小改革推进了厂里的生产,亮兄被调到厂技术革新小组,然后升为副组长、组长,直至副厂长。
    这期间,亮兄的生活并不好过——母亲带着弟妹们不在南京,亮兄在临时搭建的芦席棚里住过好几年。
    我和亮兄先后调回南京,先后结婚成家……因为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两家的来往一直不断。1982年,我们都有了接班人——他的是乖乖的女儿,我的是憨憨的儿子,此后我们便互称“亲家”了。
    背粪篓拾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却有三大难题开始困扰亮兄。

    第一道难题——姓公还是姓私。
    一天,亮兄十分紧急地找到我,严肃地宣布:“我决定辞职了。”
    “什么!”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厂里把他当台柱子啊!“好好的副厂长不当,你想干什么?”
    “干个体,我自己开厂子,靠技术吃饭养家。”
    亮兄找我,本想得到我的赞同,却不料我激烈反对!“这辈子你还没苦够啊!”
    但是我清楚得很——性情再随和,他决定了的事情却是很难改变的。果然他辞去了副厂长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汽车修理厂。
    厂子不大,却什么都干——大到载重大货车,小到轻骑,只要是靠发动机跑的——亮兄技术全面,经验丰富,诊断迅速,手脚利索,还从不“宰人”,圈子内外,口碑极佳。
    亮兄还有绝活——铝焊,照他的说法叫做“打冷门”——汽车零件中有不少铝制品,损坏之后不大好焊,一般的做法是换零件,扔了旧的买个新的——平常的大厂小厂都不愿搞铝焊的活儿。亮兄别开蹊径,“买个新的”比不上“修个旧的”,他焊接牢固,价格便宜,仅“铝焊”一条,便吸引了大批的出租车司机,亮兄的门槛又几乎被人踏破!三年之后,亮兄成了个“上班油拉拉,下班亮光光,进门小别墅,出门私家车”的小老板。
    头一道难题,亮兄自己解开了。

    第二道难题——老妈再婚。
    又一天,亮兄火急火燎地跑来,把我拉进一家小饭店对酌。
    三杯下肚,他吞吞吐吐地诉说了心中的焦虑——他的母亲决定找个老伴!
    “也不看看什么年纪了,”亮兄叹道,“我跟她说,我养你老,你要什么都行!可是她……反正,反正我不赞成!”
    既然亮兄信得过我,把家里的机密说给我听,我也不客气了。我问他,老妈缺什么,需要什么,你替她想过么?你们小的时候,你妈妈还不老,她没想过结婚,还不是为了把你们拉扯大?如今你和你的弟妹们都有自己的家了,凭什么老妈就不该有个朝夕相处的老伴?凭什么她就不该享受一个安定的晚年?你凭什么不赞成?你不觉得你很自私么?
    亮兄是个孝子,对老妈的话从来都百分之百的顺从,可是听了我的逼问,他偏偏一声不吭,显然还是不能接受。于是我说出了我家的“机密”——
    我父亲因病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便张罗着给我老妈介绍老伴……
    “什么!”亮兄吃惊了,他不敢相信,天下竟有给老妈介绍对象的儿子!
    为什么儿子不行?天下还有谁比儿子更合适的?如此“自家内部”的重大决策,儿子不介入,难道让外人介入么?
    “那——父亲那头的长辈怎么说?”亮兄担心的重点原来在这儿——我知道他和他叔叔、姑姑的感情都很深。
    我告诉他,正因为是儿子亲手促成的,我的父系长辈才不好反对。说句“老传统”的话,老妈为咱家生了“四大金刚”,含辛茹苦,全部抚养长大,还不够么?老爸撒手西去,凭什么就该老妈守寡!再说了,“四大金刚”和“小金刚”们全都继续姓咱家的姓啊。
    第二道难题终于有解,亮兄很高兴地接受了老妈再婚的事实。于是,举家上下,皆大欢喜——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亮兄的第三道难题是女儿的前程。
    老爸读书不到位,初一下乡去插队;如今不怕掏学费,管他国外与国内!
    世界上哪国的教学质量最好?当然是德国。于是亮兄送女儿到德国去上学。
    亮兄的收入不算低,绝大部分都打国际长途花掉了。
    两年之后,女儿实在想家。
    亮兄说,想家就回家一趟呗——其实,他也想女儿呢。
    女儿不是一个人回国的,还带来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德国小伙子。
    亮兄愣住了——心爱的女儿竟喜欢上了一个“小德国鬼子”!
    小伙子眉清目秀,挺懂得中国人的礼貌,已经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国话——证明他们已经交往很长时间了。
    女儿向来乖巧,可如今她把更多的乖巧献给了德国人!女儿继承了老爸的脾性,决定了的事情,立刻就做——她回来的目的就是在中国结婚!
    亮兄原先的计划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他想的是……想什么想?全是白想!
    我以“前亲家”的姿态,率妻儿参加了婚礼。“前儿媳”左一杯右一杯地为我斟酒,兼任“现丈夫”的德语翻译……我知道她的意思——今后别再管我老爸叫“亲家”了。
    如今小两口在德国继续读书,相亲相爱挺美满的。
    第三道难题困扰亮兄的时间最长,却不解自解了。

    三大困扰既除,亮兄无忧无虑地继续勤勤恳恳地过日子。
    今天的亮兄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师傅兼老板——勤劳惯了,上班时永远一身油拉拉的工作服,难度稍大的活儿永远亲自上手;下班换一身干净衣服,遥控器一按,油门一踩,方向盘一拧,驱车直奔家中——那里有一座精致的小楼,老伴正在等他共进晚餐——小楼之所以精致,因为所有的关键工程都是他亲手画图,亲手制作的;小楼里有他心爱的暗房,暗房里有冲、印、扩照片的全套设备,有一台非常老土非常陈旧却仍然非常好使的放大机——那是他三十年前亲手做的;有一架早已买不到了的红梅120相机——那是他当年借钱买来的第一件昂贵的“固定资产”;暗房的墙上还挂着一个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幅很老的照片——七个男人聚在一间夯土草屋的门前,那是我们四家知青下放户当年的合影,照片的标题还是我写的呢——“亲如一家”。

本网站更新之前的部分跟帖:

Re:亮兄的三大难题 (54字) 后知   2005-6-12 19:19:51
余一兄与亮兄个性特长很不一样,友谊却非常真挚!第二道难题,余一兄这军师当得好啊!促成老人享受幸福快乐的晚年.
坚守本性

Re:Re:亮兄的三大难题 (46字) 蓦然回首   2005-6-11 17:05:26
能干的老板还幸亏有个好知青伙伴兼军师余兄。
好!!这文看得人心情舒畅。
蓦然回首

Re:亮兄的三大难题 (35字) 落日   2005-6-11 16:17:33
如今看来,这三大难题都是喜事的说啦!
看来亮兄真是个极有福气的人呢!
天天有个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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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006年4月12日中午,我接到亮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得了肝癌,确诊了,是晚期。”
    晴天霹雳!我差点把话筒砸了!但是,千真万确,亮兄得的是晚期肝癌!
    …………
    9月6日下班后,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催促我去看看亮兄,我不由自主地朝他家赶去。
    为我开门的是亮兄的女儿,她不是在德国上学么!怎么……
    没有任何人通知她回来,却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催促她回家,她心神不定,立即决定回国……
    亮兄的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和上个星期判若两人(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他)——上次他还谈笑风生,现在却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病重期间,亮兄十分坦然自信,丝毫不认为癌症能把他怎样。我曾经提出找几位插队时的老友来吹吹牛聊聊天,亮兄一口回绝,“不要告诉任何人,等好了再说!”

    听说有一种野生植物“阿魏”可以杀灭癌细胞,那东西只有新疆的戈壁滩上才有,据网上说,当地人得知阿魏有治癌奇效便拼命砍伐,导致新疆的阿魏完全绝迹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火速和新疆等地联系,居然买到了一公斤!打开一看,确是真货,不过全是进口的了。
    7日我要上班,老妻不放心,代我去亮兄家看望。
    到了单位,传达室告诉我有快递包裹——那是从内蒙古寄来的500克“阿魏”!(这是第二批,刮尽了市内所有的药房,才弄到这些。可惜用不上了!)
    中午老妻打来电话,说亮兄水肿和黄疸齐发,情况不好,被紧急送进了医院!我只能暗暗祈祷亮兄能挺过此关……
    整个下午,我心烦意乱,魂不守舍,恍恍忽忽,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8日一早,电话铃骤响,一种不祥的感觉突然袭来……
    果然,亮兄女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亮兄去了!

    我和亮兄从1965年初中同学,1968年插队泗洪……四十多年的患难之交啊!他难道就这么走了?
    肝癌之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亮兄临走却十分清醒。他特别交代:一、后事从简;二、不收礼金;三、不要惊动任何人,不知道内情的朋友,事后打个招呼即可……

    我不敢违背亮兄“不要惊动朋友”的意思,却又不忍心亮兄如此冷清地离去!
    忍不住,我打电话通知了亮兄插队所在地最年长的知青,询问我是否能代表所有的知青送一个花圈……答复:“亮兄的事情,当然!”

           怎忍老朋作新鬼,
           生离死别天滴泪!

    9日一早,天泪濛濛!竟然有一大群知青赶来了(毕竟是老同学老朋友,毕竟亮兄在弟兄姐妹们当中享有极好的口碑,那位学长连夜通知了所有能够打通电话的好友)!如此良友逝去,怎可不送一程?辛勤劳苦了一辈子,正该享受晚年幸福的时刻啊!

    亮兄平安入土,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他该跟老知青们缓缓叙叙旧的,他该……可是,他却就这样匆匆走了……

    那天,老天不停的流泪,气温骤降,我们默默陪伴在亮兄身边,回忆着在青阳镇插队的日子、在管镇的身影、亮兄的为人、亮兄的事业,耳边还回响着亮兄开朗的笑声……
  
    我们的大客车一直紧跟在亮兄的灰色小车后面,可开车的却不是亮兄——他静静地躺在汽车后座那个洁白的盒子里!
    
    亮兄,你在天堂能听见弟兄们说的话吗?大家都念着你呢……

(十)

虽说亮兄是68届初中,上学不算多,可他的文笔却丝毫不差给当今的文科大学生呢!
    转抄一篇他最近在《扬子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洁净

    来德国探亲已有月余,各式各样的欧式建筑,精致的街头小景,迷人的异国风情,一切都令我新鲜好奇。然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两个字:洁净。无论是乡间的别墅、小镇的民居,还是城市的商场,每扇窗户的玻璃都明洁透亮,一尘不染。街头或公园里的座椅你尽管放心坐下休息,绝不会弄脏你的衣裤。马路上除了落叶也是干干净净,汽车从身边驰过,没有一点扬尘和尾气。我甚至好几次趁人不注意用手去摸街边的路牙,竟然也是光洁如洗!这里的洁净简直让人惊奇、让人羡慕,以至于让我妒嫉。这灰尘难道都他XX的跑到中国去了?!当然不是。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中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第一次和女儿到超市购物,我前面一位妇人的推车上下两层放满了食品,可是我清楚地看见她只把上层的食品付款后就推出了收银台。出来后我小声对女儿说,这个人不老实,下面的东西没付款。我女儿笑着对我说,不可能的,她车下层的东西肯定是在别的超市买的。后来我也大模大样地拎着东西出入各个超市,没有一个人问及我那些东西是否已付过钱了,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深入人心,不容你有半点小人之见。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对面过来,不小心碰到了路边停放的一辆小汽车,车身上留下一个小坑和划痕。这时如果她径直骑走决不会有人去拦她。可是她却停了下来,掏出手机。一会儿警车来了,她拿出什么东西让警察记了下来。我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姑娘主动报了警,并让警察记下了她的证件和保险号码,以免车主受损失。真傻!我想。这事要是在国内,别人肯定会骂她是神经病,跑还来不及呢!

    还有一次,我去波恩玩,正走着,一个老人骑车过马路突然摔昏在斑马线上。只听见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前后几辆汽车同时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几个人,飞快地打开汽车后盖取出急救箱,有的给老人测脉搏量血压,有的做人工呼吸,有的打手机叫救护车。一会儿就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声。整个过程顶多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看得我是目瞪口呆。他们个个都像是训练有素,有条不紊。这哪是一个意外,简直就是一场早有准备的演习!

    信任、诚信和对别人的关爱,也许就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只有心灵洁净,环境才能洁净。这是我在国外最大的收获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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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快要过年了,过年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这年我和亮兄过,无奈两人都是囊中羞涩,摆不出过年的排场。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中国人传统,过年得有“什锦菜”,什锦菜不就是“十样菜”么?——十样素菜一锅烩,弄出十样蔬菜来烩一把,不就有了过年的菜了么?而且素菜便宜。
    说干就干,两人的零碎小票子和硬币凑了凑,亮兄揣起来便上集了——青阳镇紧靠县城,每天一集,真好啊!
    没多会儿,亮兄就提着一大堆蔬菜回来了。还有八个尖尖的辣椒。
    “这种辣椒特别辣,“亮兄说,“十样菜弄出来肯定好吃,为了避免一顿吃光,加点辣椒吧——耐吃。”
    我拈起一个辣椒,用舌尖舔了舔,哇!真够辣的!
    “这么辣的十样菜,怎么吃啊?”我立即提出异议。
    “那……”亮兄笑道,“要辣就一下子辣完它,今天把辣椒全部吃掉,吃不完的,再加进去。”
    一致同意。
    亮兄说,“我会做一个菜——干煸辣椒,糖醋的,好吃得不得了。”
    我不信——知道亮兄屋里没油,干煸辣椒正好不用油;可是你上哪儿去找糖和醋啊?
    “行,不准再上街了,只要你能做出来,我肯定什么菜都不动,只吃辣椒,而且全部吃光!要是做不出来,你得把它们全吃掉!”我准备看亮兄的笑话了。
    亮兄哈哈大笑,立即行动——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粒糖精,拿水一和,要多甜有多甜!
    糖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还得有醋啊——那可是奢侈调味品,上哪儿找去?
    亮兄笑容满面地拿出一个大瓶子,那里面装的是冲印照片的醋酸!
    “我的醋比供销社里买的还好,”亮兄滴了四五滴醋酸在碗里,加水调开,朝热锅里一倒——哇!刺鼻子的酸味!
    我只好遵守诺言,光吃辣椒!那顿酒啊,辣得我眼泪鼻涕全下来了,连额头上冒出的汗都是辣的,真过瘾啊!眼睁睁地看着亮兄美滋滋地品尝着新炒的“十样菜”,直咽口水……
    那次的十样菜足足做了满满的两大脸盆,没回家的知青们闻香而来分享,没三天就吃光了……

    今年春节和亮兄小聚,我问他:“还记得当年的十样菜是哪十样么?”
    “怎么不记得?整整十样,一样不少,”亮兄搬着手指数起来,“菠菜、大白菜、胡萝卜丝、豆腐干、藕、花生米、黄豆、黑木耳、金银菜……还有……”亮兄实在回忆不起来了。
    “忘了?还有一样——是盐啊!哈哈哈……”我们齐声大笑起来。


(好像还没写完,以后再有继续转。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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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22 1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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