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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青网2006年度各地知青桂阳知青 → 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思想历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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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思想历程11
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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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思想历程11

    我们农场拆了,我被发配到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山沟。在这里,我开始了六年筋骨极度劳累、尤其是心灵倍受煎熬的日子。在这里,由于自己已是社会最底层的一分子,因而也就充分地体验到了最底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开始初步认识了社会的本来面目;在这里,我的思想终于不再依赖于官方的宣传而实现了独立。

    1、“同吃、同住、同劳动”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农民最苦,农民的处境最艰难,尤其是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生产年年滑坡,征购却不断加码使他们缺吃少穿,生活极度贫困。然而农场撤了刚到生产队时,我比农民更苦,处境也更为艰难。

    刚到生产队时,我只有五十元由生产队代管的安置费,我在生产队出工所需要的劳动工具、做饭所需要的锅瓢碗盏等生活资料以及头一年的生活费,全靠这五十块钱。显然,这五十元安置费是应付不了这些开支的。

    然而,应付不了也要应付。

    城市里机关单位“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这个运动将我的父母又重新清进了“牛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心理上的支持。而且,面对桂阳县将县城里所有出身不好的人全都“下放”到农村的情况,我甚至已在考虑当我的父母也遭到这种厄运时,我随他们回老家乡下种田养活他们的事。虽然在极左路线横行下的农村我是否能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到岭下生产队时我虽然已是个一米七八的身高体健的青年,但最初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只能挣到六分工,比妇女还少一分半,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当时我衣衫破烂,还患着因缺乏维生素而导致的口舌严重溃烂,连吃饭都成了一件痛苦不堪的事。

    然而在这困难的时刻,贫下中农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帮助。

    岭下生产队的乡亲个个对我都十分关心,他们不但为我的口腔溃烂着急,在生产生活上也尽力帮助我。

    生产队借给我稻谷和红薯,这为我解决了没饭吃的燃眉之急;嫦秀、五秀、冬芝等大妈大嫂将一碗碗酸菜(她们自己全年都只有酸菜吃)送给我,这使我总算有菜下饭;嗣光、嗣美大哥等则在有空时到我的小屋来坐,问我生活习不习惯,说慢慢就会好的。这一切都使我心中有了几分温暖。虽然远离亲人、远离伙伴,但我很快就习惯了这个叫做岭下的山坳中小村庄的生活。

    我的境况慢慢有了改善。首先,我的工分随着我干活的熟练,逐渐从六分长到了九分半,与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已相差不多。此外,我父母的“问题”都“解决”了。虽然我父亲仍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这毕竟使我的思想负担轻了不少。而且,在经济上父母也能够对我作一点支持了。不过我决心靠自己。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路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够依赖父母的物质援助呢?因此,我在生产队出工很积极,在劳动上,我完全向贫下中农看齐。

    那几年,农村实行“大寨式”生产,开工时大家一齐下地,收工时大伙一同回家。每两天,大家到记工员那里记一次工,而每五天,则要在夜里全队坐在一起评一次工分。

    岭下是个只有五十几口人的小山村,男劳力只有十一、二个,加上妇女和四个没上过学的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满打满算全队也只有二十几个劳动力。但是,却有媛花和她的哥哥福柏,以及嗣俊、嗣美两兄弟等四个主要劳力被公社、大队常年抽调在外。而且每年公社和大队还要临时向生产队抽调劳动力筑水库、修水渠……。而被抽调出去的劳动力全都要在队里记最高的工分。

    由于实际出工的劳动力不足,因此队里的农活总是干不完。为了种好那四十几亩水田和四十几亩旱土,在队里出工的人一年到头都被“季节”追赶得气喘吁吁。

    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岭下人活得十分辛苦。例如,不到年三十,队里是不会停止开工的。而刚到正月初三、四,即使天下刀子,也阻挡不了队里开工了。

    每日天蒙蒙亮时,大家就在队长的催促带领下到了地里,而不到天黑,是绝对不可能收工回家的。到了插早稻、种红薯以及收割早稻抢插晚稻的“双抢”等时节,则开工更早,收工更晚。

    收工以后,乡亲们就能够休息了吗?根本不能!因为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事在等着他们。

    他们要挑水,要喂猪,要煮饭,要哺育孩子,甚至要摸黑去山脚下囫囵砍些柴回来。自留地也要浇浇水、除除草……。由于男男女女白天的时间全都交给了集体,交给了生产队,所以晚上收工以后他们不得不打着小跑去挑水,去浇园,去干其他家务事。

    忙完这些,吃完饭,即使不是农忙时节,少说也已是夜里九点多了。吃完饭,他们虽然可以松松腰,但家务事并没忙完。男人还要剁猪菜,女人则还有一大盆泡了一天的脏衣衫在等着她去洗刷、一大堆破衣烂裤在等着她去缝补。

    与贫下中农比,我单身一人,没有那么多家务事要干,所以活得相对轻松些。但是生产队的一切艰苦劳动,我同样都经受了。

我同贫下中农一样,在寒冷的正月初就赤脚下到水田里,将挑到田边的猪、牛栏粪散到田里并踩入泥中。不用说,因为寒冷,双脚先是针刺般地疼痛,最后则完全麻木了。

仲春时节,我同贫下中农一样天未亮就在水田里插秧。虽然穿着蓑衣、戴着竹笠,但倾盆的大雨仍将全身上下都浇透了。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手和脚的皮肤都被水泡得发白发皱,整天都弯着的腰象要断似的疼痛。

“双抢”的日子里,烈日使水田里的水都烫脚。我同贫下中农一起,整天站在发烫的水里割稻、打谷、插秧,既饱尝了烈日的暴晒,也饱受了寄居在稻叶缝中的虫子的叮咬。尤其是烈日似火的午后,拖着因疲劳而发软的双腿,腹中空空地挑着一大担沉甸甸的水谷子翻山过坳地往村里晒谷场赶,这使我切身体验到了古诗中描绘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真正滋味。

在遍地白霜的冬日清晨,我和贫下中农一样,赤着脚在地里挖红薯。不穿鞋袜站在长出冰凌的冻土上,双脚象刀割般疼痛……。

所有这一切,对我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六年。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把我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城市青年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我的手掌粗糙得象挫刀、手背松树皮般地裂开着,脸膛晒得黑黑的,肩头缀着大块补丁的衣服沾满了泥巴,裤腿卷得高过膝盖,成天打着赤脚,说一口岭下的土话,……。

    到后来,来我们生产队运烤烟的汽车司机以及来做手艺的铁匠木匠等外乡人,从我的外表已看不出我是省城来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岭下人。可见,至少在外表上,我已完全达到了极左路线送我们下乡的目的。

    但是,就内心世界而言,极左路线却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

极左路线虽然一直试图通过说教及其他种种手段来控制我们的思想,但我们毕竟已经走入社会,并且从中接受到了实际社会生活的教育。这种实际生活告诉我们:极左路线说的那一套不只是与社会实际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它甚至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正相反。因此,社会实际生活的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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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7 16: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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